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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江祁 《書屋》 2025-05-13 16:57:22
蔡鍔（左）與唐才常（右）
文/鄧江祁
相遇在時務學堂
唐才常(1867—1900)，字黻丞，后改佛塵，湖南瀏陽人。1886年，應童子試，以縣、府、道三試第一名入泮，隨后入長沙岳麓書院肄業(yè)，兼在校經書院附課。1891年冬，應四川學政瞿鴻禨之聘赴成都，任四川學署閱卷兼教讀。1894年春，考入武昌兩湖書院。1896年，返長沙，與當時士紳及知識界聯絡。1897年，康有為、梁啟超等發(fā)動的維新變法運動蓬勃興起，唐才常與譚嗣同等在湖南積極響應，任《湘學報》總撰述，并在瀏陽創(chuàng)辦算學館、群萌學會，大聲疾呼變法圖強，宣傳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和自然科學，從而成為南方維新變法的重要人物。
1897年11月，蔡鍔從兩千多考生中脫穎而出，以第二名的成績考入湖南時務學堂頭班學習。在這所新式學堂，中文總教習梁啟超“借公羊、孟子發(fā)揮民權之政治論”，向學生大力宣揚孔子改制學說和“三世”說，鼓吹變法維新。梁啟超因病離湘后，繼任中文總教習的唐才?！叭找酝醮?、黃梨洲、顧亭林之言論，啟迪后進。又勖勉諸生，熟讀《黃書》《噩夢》《明夷待訪錄》《日知錄》等書，時共研習，發(fā)揮民主民權之說而引申其緒，以啟發(fā)思想，為革命之先導”；“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唐才常等人還秘密摘印具有反清思想的“《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數萬冊，秘密散布”于學堂內外。
經過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維新思想家的啟發(fā)和教導，蔡鍔在學業(yè)上進步很快，“每月月考，皆居前列。英氣蓬勃，同學皆敬慕之”。1898年3月，根據規(guī)定，時務學堂對頭班學生進行了考核。經綜合評定，蔡鍔被確定為中學內課生（即享受全部官費待遇的學生）。4月，湖南學政徐仁鑄親自到學堂抽考寶慶籍學生，蔡鍔以優(yōu)異成績獲一等第三名。6月中旬，經考核，蔡鍔又被補為西文留課生(即中學內課生兼習西文的學生)。不久，陳寶箴考選出洋學生，應考五千人，蔡鍔又以第二名入選。在學業(yè)進步的同時，蔡鍔接受了維新變法理論的洗禮，開始認識到“我們求學，是為了探孔教之精蘊，以匡濟時艱”。在努力學習維新變法理論的同時，蔡鍔還注意聯系實際，關心時政，“談到當前政治敗壞，聲情激越，決心貢獻自己一切力量，以挽救國難”。
對于蔡鍔等學生的進步，唐才常感到由衷的高興，對未來充滿了希望。他說：“近來湘省設立時務學堂，于科目分，另辟畦町，初非有利祿之驅，勢力之迫，而報考者幾二千人，凡世家子弟，盡洗從前恥談時務之錮習，而雍雍彬彬，同我太平……誠使國家各立專科以為之鵠，而十余年間，不收日本、暹邏之效者，甘坐妄言之罪?！?/span>
隨著維新變法運動興起，唐才常、譚嗣同等人又創(chuàng)辦《湘報》，由唐才常擔任總撰述，積極宣傳“愛國之理”“救亡之法”。年僅十六歲的蔡鍔不僅十分愛讀《湘報》文章，而且還在《湘報》上發(fā)表《〈后漢書·黨錮傳〉書后》和《秦始皇功罪論》兩篇讀史札記。
在前文中，蔡鍔認為，封建專制統治是造成中國落后衰弱的根本原因，封建統治者對人民的自由和權利“靡不出死力以剝之”，致使像古代“片語而復汶陽之田”的曹沫那樣的心俠和“四十不動心”的孟子那樣的氣俠，“至今其種無一存也，以致外人欺伺”，造成“無面不禍，無地不禍，無日不禍”的悲慘局面。尤其是對于清政府在初挫于英、再挫于法、三挫于日以致面臨國破、種滅、教亡的空前危機之時，仍然“不知振”。蔡鍔深感憤怒，認為中國若不幡然猛省，變法圖強，“再閱百年，則黃種成豕馬，成木石，聽人舞弄而不知矣”。蔡鍔認為，“今之計也，四萬萬人不足恃，足恃者自一人而已”，希望光緒皇帝能像德國的俾斯麥和美國的華盛頓那樣，帶領四萬萬同胞，戰(zhàn)勝列強，成就獨立統一大業(yè)。同時，他還呼吁人們“心不死，氣不銷”，團結起來，組成“心黨”和“氣黨”，以保教、保種、保國。
在后文中，蔡鍔認為：“千古之罪，未有一人成之者；千古之功，未有一人樹之者。”這就是說，一人的事業(yè)成功抑或失敗，除了個人的主觀因素和努力之外，還要受外在客觀因素影響。在以中國歷史上正反兩方面的例子對此加以論證之后，蔡鍔指出，秦始皇所以功不成功，罪不成罪，都是因為“被臣下之錮蔽”，以致“不獲已之勢成之也”。因此，他呼吁當道者要借鑒秦始皇等歷代人物的經驗教訓，“師之當師其所以興，革之當革其所以亡”，“聽言不可不慎也，用人不可不慎也”。
除了辦學、辦報，湖南維新派還辦會。1898年4月，唐才常與畢永年在長沙創(chuàng)辦了中國第一個國際法學術團體——公法學會。唐才常在《湘報》上發(fā)表《公法學會敘》一文，號召國人講求國際法學，以收回中國自主之權。萬國公法也被列為時務學堂課程之一，蔡鍔因而初步接觸到國際法的一些基本知識，這也引起了他對國際法的重視。1902年，蔡鍔編譯的《國際公法志》出版，趙必振在為此書所作的“序”中，回顧了國際法傳入中國的歷史，回憶了唐才常、畢永年當年創(chuàng)辦公法學會的情況，指出蔡鍔編譯的此書是“步唐先生之芳軌”。
在時務學堂，經過梁啟超、譚嗣同、唐才常等老師的言傳身教，蔡鍔最終完成了由封建守舊思想向維新變法思想的轉變。
1898年6月11日，光緒下“明定國是”詔書，宣布變法。為了推行變法，光緒先后召見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等著名維新人物，并陸續(xù)授予官職。康有為被授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有專折奏事的特殊權利；梁啟超被賞六品銜，專辦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譚嗣同、劉光第、楊銳、林旭則被授四品卿銜，擔任軍機處章京，批閱官吏遞上的奏折，起草詔書。譚嗣同還向光緒皇帝推薦了唐才常，經其同意后致電長沙的唐才常，約其赴京共襄機要。唐才常得電后立即就途，出洞庭湖北上，期待著在京師大展身手。
相別于湖北漢口
然而，天有不測風云。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軟禁光緒皇帝于中南海的瀛臺，維新志士頓成階下之囚。康有為、梁啟超分別在英人和日人的保護下迅速逃往日本。譚嗣同、康廣仁、楊深秀、劉光第、楊銳、林旭等人則于9月28日在菜市口被害。
一路北上的唐才常行至漢口就得到慈禧發(fā)動政變、譚嗣同等被殺的噩耗，悲憤至極，椎心泣血，寫下一副挽譚嗣同聯：“與我公別幾時許，忽警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漫贏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近至尊剛十余日，被群陰構死，甘永拋四百兆為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杰，劍氣摩空?！毖晷蕊L，唐才常無力回天，遂折回湖南經上海逃往日本，以待時機。
變法失敗后，時務學堂被撤銷，師生皆離散。蔡鍔、唐才質、范源濂等十多人前往武昌兩湖書院求學，因系時務學堂舊生被拒。他們只得前往上海，于1899年6月投考南洋公學，并以優(yōu)秀的成績被錄取，只待暑假后入學。
逃到日本的梁啟超、唐才常得知蔡鍔等人的情況后，喜出望外，即致函相召，唐才常還托人帶去川資。蔡鍔等人遂于8月東渡日本。到日本后，蔡鍔即進入梁啟超任校長的東京高等大同學校學習。在校內，梁啟超“多采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賦人權諸學說”，并與學生討論“冒險”“進化”“自由”“權利”“平等”等問題。在梁啟超教導下，蔡鍔受到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熏陶，“由是高談革命，各以盧騷、福祿特爾、丹頓、羅伯斯比爾、華盛頓相期許”。
梁啟超專心辦學，唐才常則謀劃復仇。1899年秋，唐才常由畢永年引見，于橫濱會見孫中山，商討湘鄂及長江起兵計劃，甚為周詳，得到孫中山的認可。關于兩派合作問題，孫中山亦慨然許諾。唐才常遂與孫中山訂約。同時，唐才常與康有為時通聲氣，共圖起義。隨后，唐才常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商定，康、梁負責向海外華僑募集餉糈，唐才常等人回國鼓動各省會黨和新軍發(fā)難。唐才常與林圭、吳祿貞、傅慈祥等人啟程回國前，梁啟超、沈翔云等在紅葉館為他們舉行餞別會，特邀孫中山、陳少白及日本友人宮崎滔天、平山周等陪宴。
同年冬，唐才常回到上海，創(chuàng)辦正氣會，以聯絡愛國正氣之仁人君子，共圖救國方略。1900年春，唐才常在上海與各地同志積極聯系，策劃依靠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的會黨組織和新軍中下級軍官及士兵發(fā)動起義。5月，唐才常決定改正氣會為自立會。7月26日，唐才常邀集社會名流和會黨首領在上海張園召開“國會”，以保國保種為號召，成立“中國議會”，推容閎為會長，嚴復為副會長，唐才常自任總干事，林圭、沈藎、狄葆賢為干事。8月2日，唐才常組成自立軍，自任總督辦，下設七軍，其中總會親軍和先鋒營在武漢，由唐才常親自指揮。參與起義的武裝力量發(fā)展十分迅猛，人數達十萬人之多。唐才常等人于是決定于8月9日在漢口發(fā)動起義，湘、鄂、皖各地五路兵馬同時響應。
唐才常組織自立軍起義時，東京大同學校的學生林圭、秦力山、蔡鐘浩、田邦璇、李炳寰等人積極參與。蔡鍔見同學們紛紛參加，也要求回國參加起義。而唐才常考慮他的年齡尚小，不想讓他過早卷入，因而沒有同意。到8月9日即原定起義日時，由于康、梁等人允諾的匯款遲遲未到，自立軍糧餉無著，唐才常等人只得將起義日期延后。然而安徽大通自立軍未得通知，秦力山、吳祿貞等人按原定計劃于9日準時起義，一舉轟毀大通鹽局，占領大通縣城。兩江總督劉坤一、安徽巡撫王之春聞訊急調湖北、安徽兩省清軍全力進剿，另派三艘兵輪駛入大通江面進行堵截。大通自立軍起義終因兵力不敵，于11日失敗。
就在大通自立軍發(fā)動起義的當天，唐才常從上海溯江西上，抵漢口指揮起義，但因餉械延誤，起義時間一拖再拖。此時大通起義失利的消息傳來，湖北清軍又蠢蠢欲動。唐才常、林圭等人決定破釜沉舟，于22日在漢口起義，湘、鄂各地同時并舉。
蔡鍔在同學既行之后，心不自安，旋亦毅然變計，只身回滬轉漢，參與武漢起義。唐才常見蔡鍔意志如此堅定，不忍拒絕。漢口起義前，唐才常派給蔡鍔一個任務，讓他去給剛調至武漢的威字營新軍統領黃忠浩送信，請其在自立軍起事后，率威字營新軍響應。
蔡鍔領命即前往黃忠浩營送信，但黃忠浩看信后認為唐才常要在清廷設有重兵的武漢起事，準備又不充分，成功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并不認可唐才常的計劃，但對蔡鍔十分有好感，硬把蔡鍔留在營中，商論數日，未即遣行。
蔡鍔離開唐才常不久，起義事泄。湖廣總督張之洞于21日晚下令清軍包圍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樓街寶順里4號的住所和設在漢口英租界內李慎德堂的自立軍總部，并于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三十多人。23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二十余人在武昌紫陽湖畔英勇就義。蔡鍔做夢也沒想到，從唐才常那里接受任務的一別竟成師生二人的永別。
黃忠浩得知唐才常等人被捕就義的噩耗后，為蔡鍔覓得一艘洋商貨輪，并派幾個親信兵弁，喬裝改扮，護送他去滬，再逃往日本。
這次起義的失敗和師友的殉難，給蔡鍔以強烈的刺激。抵日后，蔡鍔以奮翮生的筆名在《清議報》上發(fā)表《雜感十首》。第二首曰：“前后譚唐殉公義，國民終古哭瀏陽。湖湘人杰銷沈未？敢諭吾華尚足匡。”第十首曰：“而今國士盡書生，肩荷乾坤祖宋臣。流血救民吾輩事，千秋肝膽自輪菌。”在沉痛追思死難師友的同時，蔡鍔表現了強烈的反清革命情緒，表達了繼承譚嗣同、唐才常的遺志，“流血救民”，匡救中華，為國為民貢獻自己一切的遠大抱負和堅強決心。
經過自立軍起義血與火的洗禮和深刻的反思，蔡鍔認識到，“今日而言救國，拿槍桿比拿筆桿子更重要”，遂不顧身體瘦弱單薄，投筆從戎，改學軍事，并將原名艮寅改為鍔，取其“砥礪鋒鍔，重新做起”之意。1901年12月，經梁啟超多方設法，蔡鍔終于邁進了成城學校的大門，如愿以償開始了軍事學習生活。
奔走于闡揚先烈
參加自立軍起義，是蔡鍔第一次接觸武裝斗爭，事雖不成，卻令蔡鍔終生難忘，促使他勇敢地走上了鐵血救國救民之路。1904年10月，蔡鍔由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yè)即回國，先后在江西、湖南、廣西、云南等地從事新軍編練和軍事教育工作，暗中蓄意反清革命。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fā)，時任云南陸軍三十七協協統的蔡鍔率部在昆明響應，發(fā)動“重九起義”，一舉推翻了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專制統治，并被推為云南軍政府都督。
民國成立后，作為自立軍起義的幸存者，蔡鍔并沒有忘記唐才常等死難的師友，以“闡揚先烈，后死之責”為己任，積極奔走呼號。
1912年8月，蔡鍔應當年自立軍常德左軍首領、時任粵漢鐵路總公所岳（州）永（州）段總辦陳猶龍之請，致電湖北、湖南、廣東三省都督，建議“于諸烈士就義地方，建設專祠，于原籍入祀忠烈，并酌予撫恤諸烈士后裔，入各官立或公立學校，一律免費”，“其長沙就義之汪葆初、李森之、何來保、汪堯臣、蔡鐘浩、李蓮航、唐才中、李星階、舒菩生諸烈士，亦應一并闡揚”，并“請聯名電陳中央”。1913年9月，陳猶龍又致電蔡鍔：“本年陰歷七月二十八日，為諸烈士武漢紫陽湖就義之日。應如何闡揚盛烈，即祈公酌?！辈体娂磸碗娫唬骸皵M辦法如下：（一）諸烈士就義地方，建設專祠，并于原籍入祀忠烈。（一）酌予撫恤。（一）烈士后裔，入各官立或公立學校，一律免費。已電約各省都督聯名共陳中央，以彰往哲，而垂紀念?！?/span>
1914年2月，段芝貴新署湖北都督，蔡鍔又約同熊希齡、梁啟超等及時致電曰：“庚子武漢之役，唐才常、林圭等烈士首先倡義，正命紫陽，其功固未可沒，其事實屬可憫?，F聞遺骸尚留鄂土，久恐委沒于荒蔓之中，致無以闡潛德而發(fā)幽光，同仁等擬為之修墓豎碑，以志不忘?！辈⒔ㄗh于武昌紫陽湖建立紀念碑二座，于武昌洪山義園建筑公墓一座，并刊碑豎表。
蔡鍔等人不斷的呼吁，逐步得到了回應。孫中山1912年4月應黎元洪之邀赴武漢訪問時,建議為唐才常等修建烈士陵園。同年11月，湘督譚延闿派員赴鄂調查諸烈士遺骸，陸續(xù)發(fā)現唐才常等烈士遺骸。湖北省軍政府遂將這些烈士遺骸合葬于洪山東北麓，立“鐵血精神庚子之墓”石碑及紀念亭等，建立烈士陵園。之后，烈士陵園不斷擴建。1929年擴建陵園墓道和石坊；1935年增修烈士紀念堂，刻載自立軍起義始末于其上，另于珞珈山建烈士祠。1937年又建成“庚子武昌殉難烈士公墓”，并于3月12日舉行了公葬典禮。新中國成立后，庚子烈士墓于1956年被定為湖北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對于這些，蔡鍔英靈有知，自當含笑九泉。
責編：羅嘉凌
一審：黃帝子
二審：蘇露鋒
三審：范彬
來源：《書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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