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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現象學視域的引入與問題的提出

當涉及“媒介”與“事件”這兩個范疇的關系問題域時,研究思路往往挪用戴揚、卡茨關于“媒介事件”(media event)的經典闡釋,即關注大眾媒介如何通過“提前策劃、宣布和廣告宣傳”建構媒介事件,從而發(fā)揮整合社會的重要功能。隨著后現代信息社會的崛起,“流動時空”中由用戶主體上傳的日?；⒉町惢?、非儀式化事件愈來愈多。雖然學者邱林川曾提出“新媒體事件”,但仍指向那些產生重大社會影響的網絡公共事件,難以涵蓋監(jiān)控下的“微小事件”。

由于傳統媒體的“失勢”,戴揚、卡茨“媒介事件”理論難免遭到媒介情境變遷的挑戰(zhàn)。更須警惕的是,該理論過分凸顯媒介建構性而忽視事件本身:事件“通常被用作原材料”,媒介事件“把事件作為輪廓從背景里抽出來”“再造事件的環(huán)境”,最終達成“控制意義”的目的。媒介建構統攝了事件,遮蔽了事件本身的性質及其與媒介之間的復雜互動。那么,究竟該如何“回到事件本身”來思考事件與媒介之間的關系,進而形成對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有力解釋?事件現象學成為本文所要引出的理論視域。

從現代哲學層面來說,“事件”范疇的相關討論極為豐富。有人提出事件哲學已有四個交叉性的派別,即具有歷史性的辯證法視域、現象學視域、精神分析學視域、結構主義后結構主義視域。而發(fā)軔于海德格爾的事件現象學最具影響力。事件現象學超越理性辯證法的因果論證,以“無”的范式來理解事件,認為事件并非是所謂組成歷史螺旋發(fā)展的因果要件,而是主體與世界交互之間的、與生命體驗相關的不可普遍化與規(guī)律化的關系性的“發(fā)生”。這種發(fā)生是純粹的,具有不可預見性和無限涌現性。同時,事件現象學還將事件視作一種不可量化、不可理解、不可言說的非對象性存在,以此區(qū)別于對象性的、范疇性的事實。繼海德格爾之后,事件現象學范式深刻影響了梅洛龐蒂、德里達、德勒茲、巴迪歐、齊澤克、羅馬諾等思想家對事件范疇的理解。

當代法國現象學運動的集大成者讓-呂克·馬里翁對事件進行了目前為止最為深刻與詳細的論述。在對以主體為中心的經典現象學的批判性繼承的基礎上,馬里翁開辟“第三種還原”的現象學新路徑—“給出現象學”或“被給予性的現象學”。“給出”或“被給予”(being given)是胡塞爾現象學中的重要觀念。早期胡塞爾關注事物的被給予如何為先驗主體的范疇意向提供“明見性”(evidence),即當事物給予的經驗與主體的命題判斷之間達成一致時,主體在直觀中明見真理。胡塞爾的被給予存在“主觀指向”的弊端,將主體直觀的明見性作為認識合法源泉的立場“與‘回到實事本身’這一原則指令背道而馳”,因為主體直觀“將現象性限制在有限的感官超越、出神和對象的意向性中”。馬里翁認為,事物的被給予性(givenness)“比直觀更‘廣闊’,比含義更自主”,它自己給出自己,而主體相反,是“通過被給予性不停地對它們的照亮才是可能的”。通過樹立被給予性“無條件的優(yōu)先地位”,馬里翁將事物從先驗主體的意向籠罩下拯救出來,還原了事物的自我給予和自我展現,由此指出“只有被給予性的現象學才能回到事物本身”。

當事物向其被給予性還原時,意味著事物不再是被主體意向所凝定的一個“死物”,而是一個像“褶子”一樣不斷打開、顯現與給予自身的動態(tài)過程,一個純粹的發(fā)生,更進一步說就是一個事件。于是,馬里翁將“事件性”規(guī)定為一切事物都具有的現象學屬性,將“事件”規(guī)定為具有典型事件性的“充溢現象”(satu-rated phenomena)。當面臨事件性時,主體被趕出了中心的位置,降格為一個被給予者或“受體”。

馬里翁的事件現象學代表了物質現象學的新趨勢,打開了將事件與媒介重新關聯的研究想象空間。近幾年,新聞傳播學界發(fā)生了“物質性轉向”,即打破“主體中心主義”及其“媒介工具論”的觀點,強調媒介自身的物質性,樹立媒介的本體位置。那么,事件物質性與媒介物質性究竟以怎樣的方式聯系起來?“媒介中介論”為這一問題的解答提供了思路。技術哲學家西蒙東將技術物視為世界與主體之間的中介。技術現象學的代表學者伊德也認為,人類主體在世界中的生存本質是以技術為中介的生存,即“人—技術—世界”的關系圖式。二者所說的技術物或技術自然都包含著媒介。當代著名媒介學家克萊默爾則更具體地提出了媒介的“信使模型”,將媒介的運作描述為像信使一樣在“異質性距離”之間進行的“傳遞”過程,凸顯媒介的中介性、他律性或“第三性”(thirdness)。本文將這種“媒介中介論”的思想與事件現象學進行融貫,提出媒介的一個重要屬性在于中介了事件向人/主體的傳遞和顯現。通過改寫伊德的圖式,這一關系可描述為“事件→媒介→主體”?；诖?媒介可被視為一種“事件性媒介”,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涵:一是事件被媒介接收并向主體傳遞,對應事件、媒介和主體之間的本體關系,涉及媒介本體層面的事件性,可稱之為“事件媒介”;二是事件被媒介與主體詮釋建構為“媒介事件”,涉及“現實的社會建構”這一過程的事件性。基于“事件媒介”和“媒介事件”兩個層面的論證邏輯來分析作為典型的“事件性媒介”的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時,勢必要回答以下問題:

第一,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媒介本體如何是一種“事件媒介”?它的事件性體現在哪些層面?這種“事件媒介”對于主體具有怎樣的現象學意義?

第二,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如何將事件詮釋建構為“媒介事件”?它與儀式性的“媒介事件”有何區(qū)別?這種“媒介事件”如何成為一種“現實的社會建構”的特殊裝置?

作為“事件媒介”的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

“媒介并非人或技術(物)的某種固有屬性或本質特征,而是一系列關系性活動的起點?！北O(jiān)控錄像短視頻作為“事件性媒介”首先體現在本體層面的形式關系結構上,是一種接收并向主體傳遞事件的媒介,即“事件媒介”。

(一)“事件—媒介—主體”的三元關系結構

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何以是“事件媒介”?在進入具體的論證前,有必要對事件、媒介與主體之間的三元關系及其形式結構進行描摹。

現象學將世界與主體的意向關聯確立為考察一切事物的語境,“所有事物都能夠被安置在這兩者之間”。馬里翁對事件被給予性的強調打破了二者的對等地位,將主體擺放在一個被動的給予接收者的位置上。當然,這并不是說事件是與主體毫無關聯的孤立存在,而是指事件在發(fā)生層面的、無法徹底被表象化或觀念化的自足性和非對象性。事件與主體是互耦的,事件的被給予必須依靠一個接收給予的“目擊者”。如梅洛龐蒂所說:“(沒有)他的優(yōu)先視角奠定了這些事件的個體性的某個人,就不會有這些事件。”事件與主體的關聯近似于一種詮釋學意義上的“問-答”關系,馬里翁稱之為“呼喚—回應結構”:事件在給予中發(fā)出“呼喚”(call),主體在“接收”中給出“回應”(responsal)。

事件的呼喚與主體的回應之間存在“間隔”,這種間隔一方面來自事件存在的“不可理解性”,另一方面根源于主體具身感知的有限性。間隔如何彌合?事件與主體之間通過什么實現了關聯?正是通過媒介?？巳R默爾指出:“媒介即感知”,媒介是彌合世界的距離與異質性的“信使”(messenger)。媒介性是一種“第三性”,媒介的活動“并不來自自覺的自發(fā)性,而是服從于外來的指令”,向主體傳遞不在場的事件經驗。因此,媒介的運作體現為這樣一個過程:媒介接收事件顯現并向主體傳遞,彌合事件與主體的間隔。綜合以上論述,事件、媒介與主體之間構成了一種三元關系結構,如圖1所示。

圖1 “事件—媒介—主體”的三元關系結構

這種關系結構,建構了作為“事件媒介”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分析思路:第一,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媒介物質性與技術特性,如何產生了接收與生成事件的特殊機制?第二,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作為顯現與傳遞事件的媒介,對主體的深刻意義何在?

(二)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事件接收與生成

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媒介事件性奠定于視頻監(jiān)控技術的媒介物質性,具體來說體現在視覺和空間兩個維度的物質性上。視頻監(jiān)控技術在成像的光學設計上遵循人眼的視覺感知特性,將人眼的主觀感知規(guī)定為視頻監(jiān)控圖像質量的關鍵評定標準。這種“類人眼”的視覺物質性使監(jiān)控影像具有“純粹透明”的特點,使事件在“穿過中介的時候并不會發(fā)生扭曲”,最大限度保留事件的原初顯現。同時,視覺監(jiān)控技術又超越人眼的“注意”模式,實行全時段、非聚焦、自動化的運作,從而克服事件發(fā)生的非因果性、不可預見性。在空間上,我國公安部推行的“天網”系統工程在全國各城市大范圍布設公共監(jiān)控攝像頭,“雪亮工程”還將監(jiān)控設施向鄉(xiāng)村地域推廣。此外,用戶個人使用的消費類視頻監(jiān)控攝像頭市場也迅速擴張。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消費級監(jiān)控攝像頭市場銷量已達到4820萬臺,其中家用監(jiān)控攝像頭的市場份額接近80%?？梢?視頻監(jiān)控技術已經滲入家庭私人空間。這種“毛細血管”式的分布,使視頻監(jiān)控技術得以擁有最大限度地接收事件的空間。

監(jiān)控攝像頭常常被人們比喻為“老大哥”的凝視。本文認為,監(jiān)控攝像頭“全時空”的部署恰恰顯示出這一“凝視”的被動性。“監(jiān)控”更為本質的目的不是“控制”,而是實現對“被給予”的無間隔接收:大多數媒介對事件的接收一般都處在事件發(fā)生之后(如報紙/電視的新聞報道),也即是說,媒介接收與事件發(fā)生之間總是存在較大的時間空隙,更多的詮釋動機與建構性被包藏在這一空隙中,這些媒介向主體傳遞的是事實,而非事件。視頻監(jiān)控技術在事件發(fā)生之前就開始接收了,媒介接收與事件發(fā)生總是在場的、共時的,因而能夠無間隔地“捕獲”事件,實現一種事件性的接收。當然,這并不是說監(jiān)控攝像頭的接收不具有建構性。相反,接收的同時就已經發(fā)生了建構,這種建構源于事件與媒介兩種物質性邊界碰撞時必然產生的“扭曲”。此外,監(jiān)控錄像最終能否制作為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也還依賴于主體的能動“把關”,這種“把關”是幾乎所有媒介的共有過程。著眼于媒介的事件性與建構性之間的“比率”關系,仍然應當認為事件性在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中更為凸顯。監(jiān)控錄像一般保存在與外界互通性較低的封閉系統中,絕大多數不會被觀看。視頻監(jiān)控技術與事件之間存在一種悖論關系:監(jiān)控事件一經顯現便旋即湮滅,其呼喚得不到主體回應而始終是一個“還未完成的意義”,處在半生成的狀態(tài)。因而僅僅是視頻監(jiān)控技術自身還不足以構成為一種“事件媒介”。

監(jiān)控錄像的媒介化在大眾媒介時代就開始了,它曾一度作為輔助性的實證材料被廣泛應用于電視新聞報道,其自身并不具有顯現事件的自明性,而是服從于電視媒體的框架建構。西蒙東提出,技術物不是孤立的,而是“一系列的匯合得出來的特殊的種類”,技術物之間相互耦合并生成新的“技術組合”,由此與特殊的技術地理環(huán)境同化,這一過程被西蒙東稱為“具體化”。因此,“事件媒介”的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并不能簡單被歸結為一種“人為構建”的傳播現象或者固定的媒介實體,它其實是在數字媒介環(huán)境下,視頻監(jiān)控技術與短視頻技術以及一系列其他技術元素發(fā)生生成性耦合的結果。

一方面,目前數字化的監(jiān)控錄像能夠很方便地被其他媒介“共享、復制、打印、轉移、存儲和使用”,模擬信號時代“閉路電視”(CCTV)已經一定程度上轉變?yōu)椤伴_放電路電視”(OCTV)。近年來消費級監(jiān)控攝像頭的出現與普及,則更使監(jiān)控錄像云端化。另一方面,“平民媒介”的短視頻打破大眾媒介的壟斷和監(jiān)控技術的介質邊界,為監(jiān)控錄像的上傳與再制作提供了平臺。在視頻化生存的社會語境下,用戶主體(包括公共機構與個人)能夠不斷啟用“手頭上”的監(jiān)控錄像數據進行視頻生產,將各自社會場域中的事件公之于眾。與此同時,短視頻平臺還使用戶主體成為監(jiān)控事件的潛在回應者,他們對事件的多元詮釋最大限度地還原與保存事件給予的充溢內涵,瓦解了權威者對事件的定性權力。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使城市街道、便利店、家庭、學校、鄉(xiāng)村庭院、工廠車間等各類社會空間中發(fā)生的微小事件獲得前所未有的可見性,為多元主體對監(jiān)控事件的回應開辟了全新的媒介渠道,促使了監(jiān)控事件的真正生成。

(三)事件性的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與主體“超越的可能性”

與經過精心策劃與視聽語言建構的一般短視頻不同,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媒介文本以相對直白的方式呈現事件(見圖2)。個人媒體對原始監(jiān)控錄像簡單剪輯后就直接上傳,而官方媒體則往往以字幕形式對事件的經過、背景或后續(xù)發(fā)展進行輔助說明與補充。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更多地讓事件自己“說話”,向觀看主體提供一種“原初給予的‘看’”。

圖2  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文本呈現

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媒介文本所表征的往往不是人們習以為常的事件,而是那些偶發(fā)事件?！半x譜”“驚險”“意外”“突如其來”“不可思議”“萬萬沒想到”等詞語常出現在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標題、話題標簽、內容解說詞、字幕的文本中。這一現象與短視頻平臺的流量經濟邏輯相關,但其本質是事件本身所引發(fā)的驚異感。也即是說,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不可思議”并非是人為建構的結果,而是事件性的媒介文本表征,事件通過文本“不可思議”地向主體顯現。

那么,這一顯現究竟為觀看主體帶來了怎樣的意義?在現象學的本體層面上,這一意義應被理解為事件對于主體的生存論意義。海德格爾指出,“此在”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是一種時間性的存在,在“將來”“現在”“過去”三個時態(tài)之間的綿延乃是主體生存的“結構的根據”。對于主體來說,生存的實質并不是他已經“是”并駐停的“現在”,而總是領會并籌劃將要“是”什么的“可能性”(probability):“此在總是從它所是的一種可能性、從它在其存在中這樣那樣領會到一種可能性來規(guī)定自身為存在者。這就是此在的生存建構的形式上的意義?！?/span>

“事件媒介”的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切中了這種生存的時間性結構,這是因為:事件不能被預先建構的本質、模式、定義或概念所把握,它不是局限于既有的可能性而總是“帶來新的可能性”。監(jiān)控下的事件在時間上“前所未有”,在空間上“山川異域”,如“鄰居凌晨用菜刀敲門”“男子用打火機開啤酒瓶被火球包圍”“屋頂積雪滑落五人被砸”“小叔每日在老家父親生前居住的庭院前后打掃”“電梯突然下墜女子按下剩余按鈕成功自救”等。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正如一個個被“監(jiān)控裝置”的根莖聯結起來的時空“蟲洞”,不斷地把事件“從隱蔽狀態(tài)變成非隱蔽狀態(tài)”,帶向并充實主體的知覺直觀,使之融入“我”關于生活世界的日常經驗。一方面,這些“不可思議”的事件在主體的時空直觀中不在場,因此是“超越的”;另一方面,“前所未有”但是已然發(fā)生的事件預示著一種命運性的“重演”,異質的空間場域與“我”的周圍世界存在物質聯通與情境“復制”的關系,因此又總是“可能的”。

于是,“監(jiān)控下的一幕”超越了所有預測和期待,“打破先前可能性的視域并在其中引入一個根據任何因果解釋都無法理解的意義”,進而重新配置主體已有的可能性:主體從“將電瓶帶回家中充電引起火災”“單手開電動車玩手機被撞倒”“初中生模仿科比后仰不慎從樓上墜落”中獲知行為危險的可能性;從“外賣小哥地滑‘跳起街舞’,老板現場指導助外賣安全落地”“粉店老板娘幫助失業(yè)男子墊付飯錢”“男子在便利店換零錢未果怒扇收銀員耳光”中發(fā)現陌生個體之間的關系可能性;從“女子用微波爐熱紅糖雞蛋突然爆炸”中了解生活“小tips”;甚至是從“當兵兒子偷偷回家假裝成顧客給媽媽驚喜”中領會與家人之間制造“幸福的意外”的方式;等等?！笆录浇椤钡谋O(jiān)控錄像短視頻為主體的生存領會提供“超越的可能性”或“不可能的可能性”,它能夠讓未來的“我”與現在的“我”不同。這種意義關系如圖3所示。

圖3  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對主體生存的意義關系

作為“媒介事件”的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

所有的社會歷史以及個人生命歷程中發(fā)生的事件都屬于社會語言的象征世界。本文在上一節(jié)懸置了建構性的命題,集中探討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作為“事件媒介”的媒介本體。事實上,媒介對事件顯現的接收與媒介對事件的詮釋建構是一起發(fā)生的,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不但是一種“事件媒介”,被動地接收現實事件的給予,而且以“媒介事件”的方式反過來建構了社會現實。

(一)事件性的“媒介事件”

事件現象學視域下的“媒介事件”區(qū)別于戴揚、卡茨所闡釋的儀式性的媒介事件,指的是一種事件性的媒介事件,后者以事件本身為中心,事件具有一定程度的主動性。這即是說,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對事件的詮釋建構只是對事件的一種“回應”,其意義并非被“制造”,而是由事件的直觀視域給予的。

事件是如何成為媒介事件的?這首先是一個由事件向事實的轉化過程。在事件現象學中,事件與事實之間存有本質區(qū)別:事件是非對象性的,是偶然、可變、模糊與過剩的;事實則是對象性的,能夠根據“參數”被量化,能依據某種本質演繹并預見其存在,“允許它自己被精確地認識”。事件與事實并不對立,相反,事件總是向事實轉化,并以“事實的形式”到達被給予者,因為事件的被給予僅僅是事件給出了自身,而事件的完整生成必須依靠被給予者的回應,說到底就是被給予者將事件詮釋為事實。但由于事件的充溢性與被給予者的有限性,作為詮釋結果的事實很難超越事件所給予的范圍。因此媒介事件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媒介對事件進行有限詮釋和對象化的事實結果,二是事件本身超出這種詮釋建構的剩余。媒介事件的意義來源于這兩個部分的互動,它是在作為詮釋結果的事實與事件的原初給予之間“來回往復”的過程中不斷形成的:“在給予的給予性的含義上去實施的,將相應的意義回溯到給予?！?/span>

那么,事件現象學視域下的媒介事件的現實意義應該如何理解?戴揚、卡茨提出的用“語言學上關于符號關系學、語義學及語用學的分類方法”來界定媒介事件的觀點對本文仍然適用?，F象學將語言視為主體進行范疇意向活動的工具,事件向事實對象化的過程是主體運用語言將現象“構造”(con-stitution)為范疇對象或可理解對象的意向活動,它將單純顯現的事件引入語言的關系結構之中。在伯格和盧克曼基于現象學社會學的知識社會學看來,這種現象被語言整合進一個“普遍的意義體系”中而被符號化、客觀化的過程,正是社會知識的建構與積累過程。媒介事件實際上是社會知識的建構,它作為“事件的媒介建構”,也因此是“現實的社會建構”。同樣,這一知識建構是有限的,事件不斷產生超出既定結構的過剩意義,當然這一意義一旦產生又馬上被語言結構重新吸收。媒介事件不會結晶為靜態(tài)的知識實體,而是處在歷史的動態(tài)建構中。

于是,浮現出一種新的媒介事件闡釋方式:在戴揚、卡茨看來,事件幾乎是任由媒介“宰割”的對象,媒介以“累加編輯”的手段完成對同一意義的中心化。而從事件現象學出發(fā),事件是主動的,它總是存在著超出“概念所能接受、揭示和理解的范圍”的過剩意義。媒介事件及其知識的生產并不是以事件為質料,而是在事件給予的意義視域中進行的范疇意向活動,事件具有中心性與基底性。

(二)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以事件為中介的社會知識建構

從事件向媒介事件的建構是“多元決定”的過程,媒介事件是在多重詮釋的交織中形成的意義和知識網絡。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媒介詮釋可以劃分為三個主要的層次:“空間詮釋”“框架詮釋”與“觀看主體詮釋”。本文將展開論證: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對事件的媒介詮釋,體現了一種以事件為中介的社會知識建構方式。

“空間詮釋”,指類型化空間與事件性空間的辯證互動?？臻g不僅是具體的“親歷的空間”,而且在“被假定的、在思想活動中的知識生產過程”中被抽象為“構想的空間”。在伯格和盧克曼看來,后者對應的正是空間的“抽象類型”,即作為“類型化圖式”(typificatory schemes)的“類型化空間”,它隸屬于社會知識體系。視頻監(jiān)控攝像頭的空間安裝與分布實際上是社會行動者對空間的某種“構想”或“預詮釋”,是將空間類型化的生產方式。例如,對于大多數城市公共空間而言,監(jiān)控安裝源自治安和法律管控考慮;鄉(xiāng)村庭院/私人空間的監(jiān)控安裝則主要用于防范意外風險或記錄家庭生活;便利店等半公共空間是為了防盜……可見,監(jiān)控的安裝大多數情況下將空間詮釋為“負向正當化”的知識類型,監(jiān)控錄像在電視新聞中也確實主要被用于報道暴力、犯罪事件。

與電視監(jiān)控新聞相反,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以“感人一幕”“正能量”“暖心”“溫馨”等“正向正當化”的空間詮釋為主,例如:便利店和菜市場防盜的監(jiān)控記錄下“勸告買5盒香煙的80歲老爺子少抽煙”的“暖心”畫面;用于防范交通違法的城市道路監(jiān)控記錄下“孩子眼睛受傷,交警護航送醫(yī)”等“正能量”畫面等。在這里,“監(jiān)控下的一幕”溢出了原有空間類型的負向“預詮釋”,生成了一種“事件性空間”,改變甚至是重構空間的知識形態(tài),“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就是典型案例,曾一度使“燒烤店”“夜宵攤”“唐山市”等空間成為“性別暴力”“社會不穩(wěn)定”的代名詞。在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中,事件性空間與類型化空間處在辯證互動的不穩(wěn)定關系中:一方面,事件性空間既能夠將空間從類型化的知識形態(tài)轉變?yōu)榫唧w的事件發(fā)生場域,從而使得既有的正當化認同具象化,又存在超越知識的“預定”可能,能改變空間的認知圖式或“刻板印象”;另一方面,事件性空間是事件生成的空間,它使在原有社會知識體系中的相對“邊緣情境”更為凸顯,并反過來延展、擴充社會知識庫的空間類型。

“框架詮釋”,指主觀意義的知識化與客體秩序的主觀化。伯格和盧克曼將知識視為主觀認知與客觀規(guī)范的互動結晶,社會知識體系對應著一個從主觀意義到客體秩序的完整連續(xù)體。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發(fā)布者分為個人媒體和官方媒體,他們以各自先在的、相對固定的媒體框架來詮釋事件。個人媒體以分享私人生活相關的視頻內容賬號為主,他們的媒體框架為“直白式”,即以個體主觀視角直白地傳達個人的情感、觀點和認知。當這一框架詮釋遭遇監(jiān)控事件時,個人媒體的意義表達發(fā)生了值得深究的變化。以抖音賬號“@暮夏陽光つ一絲是你”為例,其發(fā)布的一則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記錄了爺爺去世后親屬在家門前放鞭炮告知村中宗族與鄰里的事件。博主原初是表達喪親之痛。令人意外的是,評論區(qū)更偏重討論“放鞭炮通知鄰里”這一鄉(xiāng)村喪葬風俗,并引發(fā)眾人分享類似事件。這一現象并非觀眾關注點“失焦”,而是博主的主觀意義通過監(jiān)控的“他拍”而外化、客體化或“事件化”了。物質性的事件超越主觀化的“自我抒情”,打開了一種類似于克萊默爾所說的“中間空間”,多元主體進行意義的交互與共享,這個過程中,個人媒體的主觀意義被知識化,它以媒介事件的形式在社會知識體系中存儲下來。

官方媒體往往采用“新聞式”框架,即將事件詮釋為事實要素完整的新聞,向大眾宣揚共同價值,維系客體秩序的合法性。與主觀意義知識化過程的個人媒體相反,官方媒體表現為客體秩序的主觀化。以“@人民日報”發(fā)布的“一聲‘寶貝’,換來‘警娃’34聲呼喚老爸”的視頻為例,視頻呈現廣西一名邊境民警通過家用監(jiān)控喊了一聲“寶貝”,孩子聽見后不停呼喊“老爸”的事件。在該視頻中,“@人民日報”將邊境警察群體“扎根國門邊境,打擊違法犯罪,守一方國土,護一方安寧”的國家正義與客體秩序,寄寓于該民警與兒子之間血緣親情的主觀意義中。監(jiān)控事件發(fā)生在日常生活場域,與“我”的生存具有切近性,但它的發(fā)生本身又是超越于“我”的物質現象。因此,事件以不可化約的被給予性橫亙在主客中間,平等地聯結彼此。對于官方媒體而言,他們進行的知識建構活動正是以監(jiān)控事件為中介實現客體秩序的主觀化,完成對主體的意識形態(tài)“詢喚”。

“觀看主體詮釋”,基于事件“剩余”的“可能性知識”。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觀看主體詮釋有兩個方面的特性:一是觀看主體的詮釋對象是媒介文本;二是觀看主體詮釋并沒有將自身意義知識化、客體化的動機,他們的詮釋更為徹底地奠基于自身的生存境遇。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媒介文本是事件性的,它既向觀看主體呈現建構性的文本表征,還要引起他們詮釋溢出于媒介文本的事件“剩余”。這種剩余包含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一是事件的時空剩余?！氨O(jiān)控下的一幕”與主體生存的時空場具有物質性的聯通,它不是純粹的他者事件,而是與“我”的生存聯通。二是事件的意義剩余?！翱臻g詮釋”與“框架詮釋”既不能窮盡也不能主宰事件的充溢顯現,“我”總是可以對之作出別樣的解讀。事件剩余的兩個方面對應著觀看主體詮釋所具有的兩重層次:一方面,它是基于生存的“內在詮釋”,即對“超越的可能性”的領會;另一方面,它又指向外部與客體,形成對事件的“外化詮釋”,評論意見就是其表征。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觀看主體詮釋是這兩種詮釋的綜合,即主體往往從他的生存領會出發(fā)來詮釋事件的意義,它所植根的并不是先驗的、既成的知識秩序,而是不同主體在將來向度上的生存可能性。“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喚起女性觀眾對性別暴力的強烈擔憂,“昆山反殺事件”引起公眾對“正當防衛(wèi)”權利的普遍訴求,“成都女子路邊逗狗被咬事件”引發(fā)人們對公共場合遛狗管理缺失的討論,等等。觀看主體的詮釋有時過于主觀化,容易導致非理性的輿論極化,正是這種基于生存可能性的強烈表達,將監(jiān)控事件詮釋建構為一種“可能性的知識”,為知識范式更替甚至是社會制度變革積聚潛能。

總體而言,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生產媒介事件的三重媒介詮釋均體現了一種以事件為中介的社會知識建構方式。無論是個人的主觀意義,還是制度化的客體秩序,都能夠在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事件顯現中獲得知覺直觀的明見性,從而把抽象的范疇意向實現為物質性的充實在場,完成知識的生產。當然,由于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媒介詮釋僅僅是建構知識的雛形而并不形成理論體系,因此,它們往往是“具有高度的實用性,與具體的行動直接相連”的常識。

(三)監(jiān)控下的“事件世界”:社會現實建構的實在性與開放性

“盡管我們必須在真實環(huán)境中行動,但為了能夠對其加以把握,就必須依照某個更加簡單的模型對真實環(huán)境進行重建?！薄皵M態(tài)環(huán)境”(pesudo-envi-ronment)的出現固然與真實世界相對于人類有限詮釋能力的龐雜有關,但更源于大眾媒體對媒介渠道的壟斷。大眾媒體以新聞報道作為主要的傳播形態(tài)對真實世界涌現的事件進行把關與構造,媒體的報道框架逐漸形塑大眾對社會現實的想象邊界。這種“傳播的偏向”正如羅馬諾所說是事實性而非事件性的:“新聞事件沒有真正的新穎性……(它只是)填滿一個預定的事件框架……事件不被看作是意義的起源,而是因果鏈中的聯系……它只把事件看作一個系統中的‘元素’,即信息系統……信息使事件成為‘新聞’?！?/span>

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特殊意義在于它的媒介事件性,事件突如其來地降臨在監(jiān)控之下,超越任何框架的預定傳遞真實世界的脈動。通過將微型時空中主體交往的“面對面情境”暴露在社會集體的注目下,“監(jiān)控下的一幕”使人們獲得了對“常識世界”反身性的觀看,為向來貯藏于社會集體意識之中,卻又往往缺乏直觀明見性的正當化知識提供“經驗性支持”。在大眾媒體的“擬態(tài)環(huán)境”與數字技術的“替代性世界”交織的擬像社會中,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為人們存續(xù)了觀看日常生活現實的“視見之差”,使社會目光從“巨大的景觀的積聚”重回“真實歷史的血肉”與“人的多樣性”。

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對實在性的通達意味著它同時敞開了社會現實建構的開放性。實在世界是非象征的、事件性的世界,存在于其中的每一種微觀的空間與行動者在某種意義上處在社會知識體系的邊緣,或者說都是象征世界的隱秘“裂痕”。監(jiān)控下的“不可思議”是這些裂痕迸裂為“創(chuàng)傷”的事件,它使人們在“習以為?！敝幸庾R到“反?！?進而質疑既成知識范式的正當性。因此,監(jiān)控事件在既定世界與未來世界之間引入了一個“裂縫”,按照羅馬諾的說法,它超越“第一意義”的先在世界,豁開充滿新的知識可能性與普遍性的“第二意義的世界”,即“事件世界”。

余論：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社會公共價值

媒介就是通道,它使某物被給予。本文以事件現象學為視域,融貫技術現象學、媒介學與知識社會學等跨學科的理論資源,揭示了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作為“事件性媒介”的獨特形態(tài)與意義,即作為“事件媒介”的媒介本體構成與作為“媒介事件”的現實建構裝置。應當說明的是,由于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文本表征本身的龐雜,本文側重于理論性的概說,力圖闡明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在媒介層面的總體特征,而不能對其具體、豐富的內容及其傳播效果進行更為細致的考察,這有待其他研究繼續(xù)深描。同時,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在近年來參與或引起了多起具有轟動性的公共事件,如“昆山反殺事件”“唐山燒烤店打人事件”等,它在其中發(fā)揮的媒介效能也未能在前文中得到具體闡明。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的社會公共價值體現在哪里?這里試以“昆山反殺事件”為例進行簡要概說:

第一,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與公共議題的事件性設置?！靶侣剺I(yè)在告訴人們思考什么的方面也許并不成功,然而它在告訴讀者思考什么議題的方面卻效果驚人”,公共議題的設置往往來自媒體的主動建構。2017年8月,一段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在網絡平臺廣泛傳播,迅速引起公眾對“昆山反殺事件”的熱議。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在這里發(fā)揮的特殊意義在于事件性地設置了議題:公眾在第一時間并不是進入媒介對事件的闡釋框架中,而是事件的直觀顯現,事件向公眾開誠布公地打開自己的褶皺。與“于歡案”初期公眾陷入《刺死辱母者》一文對“辱母”情節(jié)的有意建構不同,“昆山反殺事件”中,公眾對事件的討論幾乎完全是在事件本身所提供的視域之中進行,這使事件得以快速、理性地發(fā)展到對“正當防衛(wèi)”法條適用性的社會協商。

第二,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與社會共識的事件性協商?！袄ド椒礆⑹录钡纳鐣f商是以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為中介的,公眾緊密圍繞著視頻中顯現的事件細節(jié)展開爭論(比如劉海龍揮刀時使用的是刀背,這還構成“危險侵害”嗎?于海明在劉海龍轉身逃跑后仍然繼續(xù)“追殺”,這屬于“正當防衛(wèi)”嗎?如此等等)。按照ANT的說法,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在這里形成了社會共識協商的“強制通過點”(OPP)。這種事件性協商總體來看有兩個方面的特點:首先,事件的被給予性使參與“昆山反殺事件”討論的多元主體在詮釋權力上具有相對的平等性。其次,該事件最終推動“正當防衛(wèi)”新的法律共識形成并不是觀念思辨的結果,而是一種主體經驗與客體制度以事件為中介達成統一的過程。

“事件性媒介”是本文對監(jiān)控錄像短視頻做出的規(guī)定。實際上,事件性更應當被視為媒介性的重要構成,進而成為思索媒介的一個重要路徑。當以事件性來思考媒介時,所需要聚焦的不是在媒介框架之中已經被詮釋、被建構出來的對象,而是要回到事件本身的原初給予,關注事件溢出框架之外、語言之外的“剩余”為人們與社會帶來的意義,而后者恰恰關乎人類生存的實在性與可能性。正如克萊默爾所說:在媒介的維度下,與其說符號使用者統治和控制著剩余物,還不如說他們遭遇了剩余物。媒介最本原的意義并不是要構造真實,而應當是向主體傳遞可通達的真實的可能性,拓寬社會認知真實的邊界。

吳果中：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世承人才學術帶頭人，新聞學系主任。董破冰：男，湖南省祁陽人，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新聞傳播學2021級碩士研究生，研究興趣：視覺文化史，現象學媒介學。

摘自《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湘刊·傳播研究”欄目由《華聲·傳播觀察》雜志主辦